西汉、东汉合称汉代，历时407年。陶俑作为与墓葬制度联系紧密的俑像，是汉代雕塑艺术中的重要门类。战国时期，随着殉人制度的衰落，陶俑替代了殉人陪葬，最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汉代俑像与气势磅礴的秦俑相比，体现的是一种细腻的风格，塑造的是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形象更生动活泼。西汉早期俑像性质和秦代兵马俑相似，只是在规格上比秦俑小得多。东汉时期，兵马俑不再出现，将造型的视角转向舞女、侍仆、农夫和市井等，形象更生动。
先秦时期，中原人称匈奴为“胡人”，汉晋时期，胡人的范围由北方扩大到西部地区。以胡人形象用陶土烧制出来的偶人被考古学家称为“胡俑”。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3楼3号展厅陈列着一件汉代披斗篷伫立的胡俑，出土于鄂托克前旗三段地汉墓，身着白衣，戴尖顶风帽，披拖地披风，为鄂尔多斯地区出土最早的胡俑，是研究该地区汉代人群组合的珍贵形象化史料。
三段地汉代墓地位于鄂托克前旗三段地乡西南1.5公里处，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接壤。
展开剩余86%盐池在历史上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夏、商、周时为戎狄游牧地，战国时，秦在此设置昫衍（xǔ yǎn）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昫衍属北地郡。汉代初期设县，名字仍称昫衍。
三段地汉代墓地于1988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经过4次抢救性清理发掘，共发掘墓葬28座，出土各类遗物250余件。胡人俑出土于6号墓葬，为手捏塑烧而成，通体白色，衣、眉、目、胡须及风帽、披风边缘用黑彩及红彩勾画,形象生动。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工作人员呼玫介绍：“汉代人注重厚葬，他们的生死观是事死如事生，相信人有灵魂，死后依然存在，只是去往另一个世界生活。为了保证逝者在另一个世界能活得更好，家人会为他陪葬丰富的物品，尤其有钱的地主、官宦人家，陪葬品丰富全面，俑的种类、数量也比较丰富，以此体现逝者生前的身份地位。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有的墓葬里面有丰富的人物俑，比如劳动俑、侍女俑、庖厨俑等，动物俑也比较多，有的甚至陪葬陶房屋，希望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里拥有这些财产。”
今鄂尔多斯地区在秦汉时期处于汉朝与匈奴的边界，秦朝灭亡后，匈奴占据鄂尔多斯高原，称这里及周边地区为“河南地”。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刘彻派卫青收复“河南地”，实行大规模移民开垦屯田的政策。刘彻在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乌孙等国，切断匈奴后援。《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刘彻为了安置降服的匈奴建立属国制度。属国是郡下辖的特殊行政区划，属国的长官称“属国都尉”，负责管理属国的事务，包括军事、民政等，在行政上受郡守管辖，在属国内部有一定的自主权。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均先后设置了安定、天水、西河、上郡、五原、张掖、金城七个属国，其中上郡属国、朔方属国和西河属国都与今天的鄂尔多斯地区有关。
根据专家考证，上郡属国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北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南部一带，而属国都尉治所在上郡下辖的龟兹县。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河水注》载：“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意思是龟兹县是因安置附汉的龟兹人而得名，由此可见归附汉朝的龟兹人大致生活范围就在这一带，今鄂托克前旗的三段地恰巧就在其中。
鄂尔多斯地区在汉代经过西、东两汉时期的开发，一派农牧兴旺、人口增长、民族和睦的繁荣景象。尚书仆射虞诩在给汉顺帝刘保的奏章中有这样的描述：“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如今，这里出土的众多汉代墓葬及丰富的随葬品便是史实的印证。
呼玫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显示，鄂尔多斯境内共分布汉代遗存332处，其中汉代墓葬147座，主要集中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同时，这里作为汉代都城长安通往北方边塞的重要通道，中原人和北方游牧部族有着频繁的交往、贸易、通婚，这些墓葬可能是迁入这里的汉族人与游牧部族的人共同留下的，有竖穴土坑墓、土洞墓、石洞墓以及少量砖室墓，地域文化特色浓郁，彰显出民族融合的特点。”（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呼玫）
【自白】
泥塑的地下仆人
我出生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陶土将我以双脚并立、两手合抱胸前的姿态凝固于2000多年前的朔风里，后来我陪主人沉睡于鄂尔多斯高原地下。
汉代，人们特别讲究“事死如事生”，所以在墓葬里仿照逝者生前生活的场景，随葬车马、僮仆、杯盘、壶罐等明器，而我扮演的正是仆人的角色。
虽然我是明器，但也有族人。2000多年前，汉武帝开通了丝绸之路后，在今天新疆天山南麓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为了安置归附汉朝的龟兹人，汉朝廷在今天的鄂尔多斯南部鄂托克前旗与乌审旗以及陕北地区一带设立了龟兹属国。从西汉到东汉，隶属上郡的龟兹属国存在了300余年。
属国制度允许我的族人保留自己的习俗，他们便继续戴尖帽、披毡裘，被当地人称为“胡人”。于是，在农牧交错生活中，那个衣服上总是沾着泥巴的陶匠，用粗粝的双手将我捏塑成立体感十足的胡人形象。我的身体从左到右宽5.52厘米，从前到后厚3.47厘米，从头到脚高18.03厘米。
陶匠突出了我高眉弓、高鼻梁、高颧骨、深眼窝、尖下颌的外貌。有意思的是，为了显示我是成年人，他给我“长”了八字胡。陶匠还在我的服饰上下了番功夫，头上的尖顶风帽压着我鬈曲的头发；内穿长袍、宽腿挽裤，外披拖地披风。因为我们胡人是归附到汉朝的，所以平时不管干什么总是小心翼翼。陶匠捕捉到了我们的神情，便让高鼻子、八字须的我眉目低垂，一副谦恭的样子。
我双手合抱胸前，双腿笔直地站在陶匠的掌心，身体随着他手腕的左右转动展示着不同角度。陶匠觉得我通体白色显得色泽有些单调，咂了咂嘴，拿起笔，在颜料碗里先后蘸了黑彩和红彩，勾画我的衣服、眉毛、眼睛、胡须、风帽和披风的边缘。被他这样捯饬完，我确实比素颜好看。
不管我有多漂亮，终究改变不了当明器的命运。我在地下陪着主人沉睡了2000多年后才重见天日，站在了博物馆的展柜中。如今，当人们隔着展柜的玻璃凝视我岁月斑驳的面容时，不禁会想到曾经的龟兹属国，它不仅为开发建设北疆、维护北方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更见证了古代中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
宝贵的实物资料
□李锐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与西方的罗马、中亚的贵霜、西亚的安息并称世界四大帝国。汉朝开疆拓土，初步奠定了现在中国的疆域。汉朝疆域的形成使不同民族在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汉朝对匈奴、乌桓、鲜卑等部族的政策，使他们逐渐接受了汉朝的文化和制度，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汉朝疆域的形成，特别是对西域的控制，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繁荣创造了条件。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商路，西域诸国和汉朝之间使者的往来，频繁的贸易，促进了汉朝与西域各国以及更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今鄂尔多斯地区在汉代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族的交汇前沿。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鄂尔多斯西南部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西戎、匈奴等我国北方游牧部落活动的地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从内地迁来大批移民屯垦戍边。汉承秦制，继续对这里开发，使本地区的传统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出土胡人俑的三段地汉墓的发掘，从侧面再现了这一地区当时的历史概况。三段地汉墓的埋葬习俗与中原地区汉代的埋葬习俗基本相同，却与春秋战国时期本地区游牧部族文化的埋葬习俗大相径庭，展示了本地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的发展。胡人俑的发现，不仅证实了三段地汉墓所代表的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群成分的多样性，也为我们研究汉代本地区不同民族间的融合进程及彼此间的交往和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者系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史话】
远去的龟兹古国
龟兹（qiū cí）,又称鸠兹、屈茨、归兹、屈支、丘兹等名，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以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绿洲为中心，最盛时期辖境相当于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市。居民主要务农，畜牧、冶铸、酿酒等产业也较发达。汉朝时期，龟兹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公元前77年，龟兹归附汉朝，《汉书》载:“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公元前60年，汉朝在龟兹东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并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行使国家主权，这些措施不仅保障了东西商路的畅通，更加强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广大地区的交流。自此西域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龟兹人有文字，擅长音乐。《隋书·音乐志下》：“《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復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 唐元稹 《连昌宫词》：“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録续。” 清陈维崧《赠歌者陈郎》诗：“天涯踪迹半旗亭，谱遍《龟兹》不忍听。”
西域地区纳入汉朝管辖后，除了设置西域都护府，还专门建立了属国，安置部分东迁归附的西域部族，上郡属国便是众多属国之中专门用来安置龟兹人的地区，其治所就在上郡下辖的龟兹县。考古学家依据《汉书》《水经注》等记载的古今地理位置考证，认为安置龟兹人的属国大致在今鄂尔多斯市南部鄂托克前旗、乌审旗以及陕北地区一带。《汉书·地理志》记载：“龟兹，属国都尉治，有盐官。”印证了部分龟兹人从西域东迁此地后，在汉朝政府派遣的盐官管理下从事盐业生产的历史。
汉代，在今鄂尔多斯设立有上郡属国、朔方属国和美稷属国等安置归附的匈奴、龟兹等部落，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汉匈奴栗借温禺鞮”铜印、三段地彩绘胡人俑等文物，有力见证了古代中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呼玫 供稿）
编辑：孙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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